本文是一篇財務管理論文，本文以 2003 年-2018 年滬深 A 股的重污染企業為樣本。首先，將獲得 ISO 14001認證的公司作為實驗組，未獲得 ISO 14001 認證的公司作為對照組，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進行匹配。然后剔除匹配不成功的樣本，以匹配成功的實驗組和對照組為樣本，利用雙重差分法（DID）檢驗綠色認證前后企業綠色創新的變化。其次，為了細化綠色認證對不同類型綠色創新的影響，本文將綠色創新分為“社會型”綠色創新和“自利型”綠色創新，分別研究綠色認證對這兩類創新的影響。

第一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綠色認證的動機及經濟后果
一、綠色認證的動機
（一）合法性壓力
合法性理論是由 Weber（1978）提出，是指一個組織的活動在特定的情況下是否合理，如果一個組織的行為不被認同，那么該組織將面臨合法性壓力。已有研究發現合法性壓力是企業進行綠色認證的重要因素（Vílchez，2017；Li et al.，2017）。Vílchez（2017）使用二元邏輯回歸分析了 1961 個員工規模超過 50 人的國際制造企業。經過實證研究發現，象征性環保行為越多的企業，越有可能進行 ISO 14001 認證。企業的象征性環保行為是指企業為了使其行為合法化，而采用先進的環境管理實踐行為，但是其環?？冃Р⑽达@著改善。也有研究發現綠色認證可以帶來機構對企業環保行為的認同，企業進行 ISO 14001 認證是為了使得其環保行為合法化，但是企業的環境績效可以不用明顯的提高（Aravind  and Christmann，2011;Delmas and Montes-Sancho，2010;Iatridis and Kesidou，2016）。沈洪濤等（2014）發現，當企業環境表現較好時和較差時，企業的環境披露水平都較高，說明在企業進行環境披露時既存在信號傳遞的“告白”動機，也存在合法性辯解的“辯白”動機。Luo J et al.（2018）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美國石油企業石油泄漏后的市場反應，發現慈善捐獻能降低石油泄漏造成的負面影響，并且捐獻越多的石油公司，石油泄露量越大，證明了公司將慈善作為聲譽保險，實則是一種逆向選擇行為。
國內學者研究發現，ISO 14001 綠色認證是出口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綠色通行證（耿建新和肖振東，2006；張軍等，2004）。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各國的經濟貿易更為密切。同時，為了保護本土市場和民族產業，一些國家往往會實行貿易保護。而借助環保規制，構建“綠色貿易壁壘”就是一種較為常見的非關稅貿易保護。從實踐角度看，ISO 14001 認證等自發性措施就屬于“綠色貿易壁壘”。為了應對貿易保護措施，出口型企業將展開綠色認證，貼上“綠色標簽”，這將有助于企業打開國外市場，擴大對外銷售。

第二節  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及經濟后果
一、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
（一）合法性壓力
Dimagio et al.（2000）提出合法性壓力一般分為規制性壓力、規范性壓力和認知性壓力。對公司而言，這三種壓力分別來自于政府機構、客戶和非政府組織、競爭對手。Li（2016）提出環境合法性是綠色創新的重要驅動因素。作為一種外部非正式機制，環境合法性的影響取決于企業的內部反應，因為環境壓力不會直接影響環境績效的改善。環境合法性水平越低，企業面臨的環境合法性壓力越大，在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增加綠色創新就越有必要。Li（2017）使用了 2008 年至 2012 年中國前 100 家上市公司的樣本研究發現，合法性壓力會顯著促進企業綠色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外部合法性壓力和內部盈利能力的單一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都影響著企業的綠色創新實踐。Berrone et al.（2013）根據制度理論和創新文獻提出，更大的制度壓力和規范壓力對企業的環境創新有積極影響。他們以美國污染行業 326 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制度壓力會激發企業的綠色創新，尤其是在那些污染超過行業水平的公司中。
在我國，政府的環境規制政策和公眾對重污染企業的監督，會給企業帶來合法性壓力。如果企業的污染行為曝光，可能會影響到企業的生存發展。已有的很多研究都驗證了環境規制能促進企業的綠色創新(Porter and Class，1995；Ramakrishnan and Andrew，2010; Berrone et al.，2013；Chen and Li，2018）。其中 Porter and Class（1995）提出的“波特假說”影響最大。“波特假說”是指適當的外部環境管制會促進企業進行創新，提高企業的生產力、提高產品品質，從而增加企業的經濟收益。齊紹洲和林屾（2018）基于我國排污權交易試點政策研究發現，該政策促進了污染企業開展綠色創新。并且，該試點政策對民企綠色創新行為的積極影響比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更為突出。
第二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第一節  綠色認證與綠色創新
綠色認證和綠色創新都屬于企業應對內部需求和外部壓力的重要措施，但是二者卻存在明顯差異。在投資成本方面，相對于綠色認證，綠色創新需要企業投入大量的財務資源、技術資源、人力資源，成本較高。在研發風險方面，相對于綠色認證，綠色創新的研發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需要大量投入財務資源和人力資源。在研發收益方面，綠色創新的投資收益具有高風險性，綠色創新的投資回收期較長，綠色創新的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綠色認證能促進企業的價值提升，但是對環境績效的影響卻不明確。就綠色認證的經濟效益而言，一方面，綠色認證的標準要求企業的生產環節節能環保，并且綠色認證具有有效期限，一般而言，每三年就要重新進行認證審核。這有助于優化企業的生產流程，提高資源和材料的使用效率，節約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綠色認證可以為企業樹立綠色環保的良好形象，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從而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在市場價值中獲得超額收益。就綠色認證的環境績效而言，綠色認證對企業環境績效的影響卻不明確。一方面，綠色認證的標準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環保意識和環境管理水平，進而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另一方面，綠色認證被視為企業的象征性環保行為，是企業基于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壓力采取的低成本環保措施。因此，不會改善企業的環境績效。
綠色創新作為企業的環保行為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相關政策的規制和利益相關者的影響。此外，企業的環境管理策略對環境創新具有直接影響。如果企業實行“象征性環保策略”，那企業將會有強烈的象征性環保行為傾向，而真正的環保行為——綠色創新，將沒有實質提高。如果企業推行“實質性環保策略”，那么將會從綠色創新等各種途徑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因此，作為企業重要的環境管理行為，綠色認證是否以及如何對其綠色創新行為產生影響，需要我們去發掘。
本文提出“綠色觀”和“漂綠觀”兩個理論觀點，以分析綠色認證與企業綠色創新的關系。

第二節  綠色認證與自利型、社會型綠色創新
一、綠色創新的分類
Rexhäuser and Rammer（2014）首次將綠色創新劃分為“增加資源使用效率的創新”和“其他綠色創新”。作者的研究對象是 2008 年“社區創新調查”（CIS 2008）中的德國企業。CIS 2008 調查中有一項是環保創新的調查，要求企業必須從 12 個方面陳述 2006 年-2008 年之間的環保創新，其中有 3 項屬于綠色產品創新，9 項屬于綠色過程創新。作者的研究限定于 9 類綠色過程創新，這 9 類綠色創新的功能分別為：節約材料、降低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其他廢氣排放、減少水污染、減少固體廢棄物、減少噪音污染、替換有害材料、促進原材料和水資源以及廢棄物的循環使用。
具有前 3 類功能的環保創新被劃分為“增加資源使用效率的創新”。前兩種創新能明顯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創新雖然與增加資源使用效率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從技術角度來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通過提高能源的轉化效率（包括更換燃料源）實現。因此，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創新也劃分為“增加資源使用效率的創新”。
具有后 6 類功能的環保創新大多數都是降低企業的負外部性，但是沒有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而提高原材料和水資源以及廢棄物的循環使用的創新，卻十分特殊。因為回收的物品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回收物品繼續投入生產，有助于節約原材料投入；另一種是回收的廢物不能繼續使用，不會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因為無法區分這兩種情況，作者在分類的時候，將提高原材料和水資源以及廢棄物的循環使用的綠色創新刪除。通過研究發現，自利型綠色創新有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升，而社會型綠色創新對企業而言，是一項成本支出，阻礙企業競爭能力的強化。

第三章  實證分析 ................................ 18
第一節  研究設計 .................................................. 18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 18
二、變量定義 ...................................18
研究總結 ................................... 36
一、研究結論 .............................................. 36
二、政策建議 ......................................... 37
三、研究創新 ............................... 38

第三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 2003 年-2018 年滬深 A 股的重污染企業為樣本，并剔除關鍵數據缺失的公司。由于本文研究涉及到公司的產權性質和公司來自各個地區的營業收入的數據，但國泰君安數據庫（CSMAR）披露的相關數據最早起始于 2003 年，因此本文數據起點為 2003 年。本文按規定將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紙、釀造、制藥、發酵、紡織、制革和采礦業等 16 類行業劃分為重污染行業①。 在搜集數據時，需要采用關鍵詞篩選企業的綠色專利。本文篩選的關鍵詞參考了 Dayuan Li（2017）的文獻，具體有“環境、環保、綠色、生態、清潔、循環、節約、節能、減排、排污、低碳、污染、污水、回收”?？紤]到公司名稱變更會影響到綠色專利數據的統計，本文還從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人工搜集了滬深兩市上司公司的名稱變更數據。其余數據都來自國泰君安數據庫（CSMAR）。此外，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 1%和 99%分位上進行了縮尾處理。
二、變量定義
（一）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的綠色創新，使用企業的綠色專利數量衡量（GI）。進一步的，參考 Ghisetti and Rennings（2014）以及 Rexhäuser and Rammer（2014）的分類方法，本文根據企業綠色創新專利名稱中的關鍵詞將綠色創新劃分為自利型綠色創新(FGI)和社會型綠色創新（SGI）。首先，當綠色創新名稱的關鍵詞表明其具有循環利用和回收功能時，剔除這部分綠色創新數據。其次，當綠色創新名稱的關鍵詞表明其具有節約材料、節約能源、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功能時，劃分為自利型綠色創新(FGI)。然后，將具有其余功能的綠色創新專利劃分為社會型綠色創新（SGI）。
研究總結

一、研究結論
本文以 2003 年-2018 年滬深 A 股的重污染企業為樣本。首先，將獲得 ISO 14001認證的公司作為實驗組，未獲得 ISO 14001 認證的公司作為對照組，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進行匹配。然后剔除匹配不成功的樣本，以匹配成功的實驗組和對照組為樣本，利用雙重差分法（DID）檢驗綠色認證前后企業綠色創新的變化。其次，為了細化綠色認證對不同類型綠色創新的影響，本文將綠色創新分為“社會型”綠色創新和“自利型”綠色創新，分別研究綠色認證對這兩類創新的影響。在進一步分析中，本文以產權性質、收入來源（是否有出口收入）、融資約束程度為分組變量，檢驗不同特征的企業，綠色認證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此外，本文還通過替換解釋變量、替換被解釋變量、改變 PSM 匹配數量及卡尺進行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中得出的結論與前文一致，證明該研究結論是穩健可靠的。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企業獲得 ISO 14001 綠色認證后，綠色創新水平會顯著提高。在獲得 ISO 14001 認證之后，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提高，環境管理系統較為成熟，有利于企業的綠色創新。同時，獲得綠色認證之后，企業的環保意識提高，應對負外部性的措施也從事后處理轉變為事前預防，將能發現更多的綠色創新機會。
第二，企業獲得綠色認證之后，社會型綠色創新會明顯提高，而自利型綠色創新沒有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因為自利型綠色創新往往涉及到生產流程變更，新材料研發等復雜的流程。而社會型綠色創新注重降低企業的負外部性，不涉及到復雜的研發過程等。相對而言，社會型綠色創新的復雜度較低，能在短期內預見環境績效的提高。另一方面，因為自利型綠色創新涉及到新材料研發，新能源研發或者優化生產流程，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等。這類創新技術難度高、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資金回收時間長，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第三，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在綠色認證之后綠色創新水平提高更多。在獲得綠色認證之后，國有企業總的綠色創新和社會型綠色創新都有顯著提高，而非國有企業的無明顯改變。這是因為非國有企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更多是一種“象征行為”，是為了獲取政治關聯和良好形象等社會資本。因此，非國有企業獲得綠色認證之后，并不會對綠色創新進行大量的投入。
參考文獻（略）